哇，当年江青还真的想当女皇呢！文革中，他身边的摄影师是如何战战兢兢围着她听命的呢？请看：

江青拜师学摄影的往事（下）

        近日看到《中南海摄影师亲历：江青的红都女皇梦》，作者：杜修贤。转摘书中两节，有兴趣的朋友闲来可以看看。

       第二节  她不要主席的镜头，要慈禧的镜头

　　有人曾跟我说：和江青打交道，凡事要留有字据。以后我发现仅靠字据和江青打交道远远不能相安无事。

　　1969年江青进入政治局，她的权力继“文革”以来又一次扩大。她性格的弱点也因此暴露无遗。兴趣爱好如“走马灯”般地不住移动；郑重其事地发号施令又能轻描淡写地取消；一面表现自己又一边否定自己；一会儿风调雨顺，一会儿又雷雨交加......因为江青也爱摄影，这不幸的共同爱好使我对“如履薄冰”的恐惧感体会得格外深刻。

　　如果抛开性格不谈，就论她的摄影技术，还算不错的。记得有一次，我去总理那里送照片，总理和邓大姐都在，他们取出一张总理坐着的照片给我看，告诉说，这是江青给总理照的，问我照得怎么样？我这是第一次看见江青的摄影作品。她用光用得不错，追求线条纵横交错的立体感觉和深邃透视的意境。我说这照片拍得不错，总理他们也有同感。

　　后来因为工作的缘故，也有摄影的缘故，和江青的接触渐渐地多了起来，不过此时的江青已不是当年在城楼上见到的温文尔雅、无职无权的江青。她个性很强，最叫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是她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性格。有人曾跟我说：和江青打交道，凡事要留有字据。以后我发现仅靠字据和江青打交道远远不能相安无事。1973年9月，我们拍摄了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新闻片。晚上，我们将样片送到钓鱼台审看。

　　片子不长只有三四分钟。看完片子，江青侧过脸用陌生的眼光望着我们几个记者，沉默不语。我们一般遇到这种居心叵测的沉默最好不要先开口。许久，悠悠传来拖长的声音：“你们呀，拍新闻纪录片的时间也不短啦，翻来覆去老样子呀......不借鉴别人的东西不行呀。你们看过外国的纪录片吗？”

    她稍稍地顿了一下，憋了劲儿似的话音急转直下：“我们哩，不讲究口型不讲究口音也不讲究口齿，听起来叫人难受，音乐也是刻板单调。”我这里听出点眉目来了，可能要叫我们学习西方国家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学习当然是件好事。不过还要再听她往下怎么说，别自作聪明把意思搞错了变成自讨没趣。所以我们只是静静地听着，谁也不多说一句话。

　　“你们看人家把咱们的故宫拍活了，玲珑剔透。我出学费，请你们看英国的《花园》，是个旅游风光片，见识见识人家的东西。你们啦，从来就不愿意学习别人的东西，责任心差，又不虚心！"一顶"帽子”在空中旋了一个圈最后“叭嗒”往我们头顶上一扣。讲话的上半部抬举甲方那么下半部必是贬低乙方。使用一分为二正反归纳法。这是她讲话的特点。我们虽然受到批评，我还要表态：“是这样，我们基本功差，又有条条框框......”我一骇，说走了嘴，这不是更不谦虚了吗？

　　“条条框框？”江青反问道。“主要是主观努力不够，依赖客观，强调条件。我们现存的问题还不少。”我连忙作检查。江青听我这话，多少给她不满的眼神里平添了几许自信。她把身子朝后倚了倚，双脚在软垫上交换了一下位置，接着又陶醉在她刚才有点伤感的情调里，“我不懂英文，但听人家男中音，多柔和，缓急有序。墨西哥的《克莱因》八本片子，不超过30句话。《网》不超过10句话。成本低，质量高，这才叫艺术片！”

　　我听得目瞪口呆。这些片子是从什么地方进口的？我们想搞一点进口胶卷都困难重重。可她一口气就能报一大堆外国片名，可见她看过多少进口片子。江青继续滔滔不绝地演讲：“人家变化多端，讲究色彩、推、拉、移、摇，活得很啦。你们呢，眼界不广，技术又不全面。所以拍出来的东西就死啦！”

　　我心里不是个滋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呵。一味叫我们拍活拍好拍出新意，可我们是中南海的摄影记者，拍摄的是新闻纪录片，怎么个活法呢？这能随便创新吗？但这些苦衷绝对是不能也无法对江青说的，她有她的想法，这个想法我不能说是有恶意。就是今天也不能讲江青当时的一番话是带恶意和阴险目的。至于以后她在拍摄片子上作了不少文章那是以后的事情。

　　江青说着说着激动起来，猛一击沙发扶手：“我让你们拍摄《颐和园》，可以拍三次，进行比较。”到这时我才敢证实自己刚才的猜想，但仍不敢答话。“你们再拍拍钓鱼台，好好瞧瞧，别看你三天两头地来，不一定抓得住特征，缺乏事先的构思。”最熟悉的地方也是最没特征的地方，司空见惯便就平淡无奇。人都有这个视觉毛病。

　　“拍这些地方，我们怕泄密。”我终于憋不住说了一句。江青有时激动起来，说话就会离谱。拍钓鱼台？包括江青本人就住在这个地方。我真担忧，现在江青叫我们拍钓鱼台，到时办公厅的领导不批我才怪呢!

　　“怕什么？给总理去说。泄密？人家早就拍走了。你还保密？保个屁!”她眼睛一瞪，“你们放心拍，我支持你们。给你们提供‘伊斯曼’。但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顿时我为我的处境冷汗淋漓。拍也不是不拍更不是，听她的不是不听她的更不是。

　　江青专门为我们放了一场英国的《花园》。片子拍得很优美，那上面的男中音，我虽然没有像江青听出那么多的情感和语言蕴义，但从听不懂的语言音节里品味了一种不同的解说风格。江青在我们看片时，仍不断地继续独白：“北京的春秋季，色彩丰富。景山就可以拍好多，大胆地用逆光，用辅助光，要耐心地等，我拍照片就是用心地等，等水珠等蜜蜂等蝴蝶......细节有时能画龙点睛。”

　　拍摄花花草草，只有江青可以，没有人去追究属于哪种情调。我们就不能乱拍，突出什么不该突出什么，我们是有镜头范围的。不过我听江青说说，也觉得新鲜。摄影最忌讳粗糙和直露。江青也比较讲究这个。拍颐和园？我心里反复掂量，可以试试，这到底是一次实践机会。

　　“我们先好好地构思一下，研究好再向您汇报。”“这就对了!”“我们争取拍出好片子。”我不能把话说死了，要留个回旋的余地。没想到江青的脸刷地拉了下来，眼睛一眨不眨盯着我，嘴角紧紧一抿，然后用舌尖狠狠地弹出：“拍不出好片子，不要来见我!”不要见她？什么意思？这句话把我们才激励起来的兴奋和热情骇吓得无影无踪。放映厅里死般沉寂。江青看出我们情绪低落，缓和口气：“过几天，我将颐和园的照片给你们看看。给你们作个参考。”这个“参考”很快就加入她诸多“空头支票”的行列里。我们直到拍摄完《颐和园》也没有看到她的“参考”。

　　我们离开17号楼，立即被清凉湿润的夜风包围了。憋了一肚子的话却敞开了，撒向月明星稀的秋夜里。“今天算是开了眼界，这些片子只有江青能搞到。我们真拍出像《花园》这样的片子，会不会打成资产阶级情调的片子？”拍电影的记者在里面不开口一到外面便“复活”了，啥话都问。

　　“谁知道？我们的颐和园不好拍。古多今少，容易拍成厚古薄今的片子。”说心里话，我倒不太怕资产阶级，因为这些年动不动就是资产阶级，见怪不怪，大家都麻木了!“我害怕复辟封建主义，人家的《花园》是在人家的社会里。我们也将颐和园拍成那个味道，可能不太合适吧。”

　　“就是呀，人家拍片子不带框框没有压力，当然活了。江青要求那么高，又有个《花园》做范本。我们不仅带框框带压力还带一大堆指示......这片子拍出来还不知是个什么样？风光不风光，政治不政治，历史不历史，艺术不艺术的。”

　　“啊，四不像！”我想笑，笑又笑不起来，却要故作轻松，“不管它，我们先搞起来，江青出‘伊斯曼’，不拍白不拍。这事不能怕，越怕越拍不好。放开好收拢，收拢拍就不好再放开。我看江青几次提到颐和园秋天景色好，片名就暂定‘颐和园之秋’。我们心里嘀咕归嘀咕，担忧归担忧。《颐和园之秋》摄制组还是很快就组建起来了。我们还通过叶帅借调了直升飞机，从飞机上第一次居高临下拍摄颐和园的全景。

　　第二年的春季我们终于将《颐和园之秋》拍好了，历时半年多。我将3本样片送到江青的秘书手里。春雨绵绵，北京陡增了几分南方梅雨季节感，这可是很难得的。我可不喜欢下雨，外面湿乎乎的，室内灰蒙蒙的。什么情绪都被破坏了。

　　我看见我办公桌上有封钓鱼台来的公函。信没看完心里却大骂一声“他妈的!”，要不是我这身份，这句国骂早就骂给全世界的人听见。江青同志说：最近工作忙，没有时间看，此样退给你。江青同志还说：她没有这个指示，是你们自己要求的，她只是赞同。至于你们拍些什么，那更不能负责任了。目前江青太忙，送来是干扰!

　　江青同志处

　　1974.3.9

　　我感到胸口一阵阵的窒息，一阵阵的钝痛。不过就半年的时间，黑白颠倒竟如此迅猛。我清楚地记得去年9月那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江青所说的每一句话。为保险起见，我们还搞了个谈话记录。要我们学着英国的《花园》拍摄颐和园，赞不绝口的男中音，运用推、拉、摇、移等拍摄手法；甚至为北京没有一部好的风光片而痛心疾首......言犹在耳，墨迹未干，她就瞪着眼睛不认账了。

　　再想想几个月风餐露宿的拍摄和对事业的苦苦追求，心里更加痛苦不堪。写解说词的同志通宵达旦，几易其稿，摄制组的每个成员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实践机会。原来他们只能在红墙里拍拍近景和人物镜头，这次有这么大的天和地，一个个恨不得把命都搭了进去。为了晨曦，为了晚霞，为了阴晴圆缺的月亮，为了姗姗来迟的初雪，甚至为了粒粒水珠，点点飞虫......为了每一个镜头，同志们都付出了艰辛和劳动。你说他们图个啥？

　　我长长地叹了口气，我该怎样向拍摄的同志们去说？我这时发现只有信而没有3盒样片。“那3盒片子呢？”我憋不住喝道。“什么......什么片子？”办公室的同志被我气急败坏的架式吓坏了，战战兢兢地回答说。“就是送去的‘颐和园’片子。不认账也不能把片子吃下肚呀，妈的!”我由衷地骂了一声。

　　我冲出办公室，心情和天气一样坏透了。渐渐地我通体透凉，默默地感受到周身的骨骼、血液和天地之气相通了，冰凉的寒气流进沸腾的血管里，膨胀的情绪开始收缩。

　　不等我将这个气煞人的消息告诉参加摄影的记者们，他们已经知道了，个个气得七窍生烟，可又无可奈何。就像这天它要变就变，谁有办法叫它不变？叫它不要下雨？大家好容易抹淡了这段痛苦的记忆。

　　江青又变啦!两个月后，不知她出于什么考虑，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我接到江青秘书的电话时，还真以为老朋友在拿我开心，佯装安慰我呢。秘书再三申明这次是江青的真指示，绝对是真的。我才相信江青又重提“颐和园”并作了诸多的指示。当时秘书在电话里说了半天才将冗长的指示传达完，归纳起来大概有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采访技巧还可以，不错，应继续努力。第二，不要叫《颐和园之秋》。第三，要今昔对比，加慈禧的内容，用了多少银子，占地多少等等奢侈的对比。第四，要有四季的特点。第五，要多拍人，说明现在是人民的公园。第六，有了飞机的俯镜头还不够。要拍仰视镜头，从下往上拍。

　　过了几天在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见到江青。我暗暗地想，你不提这事，我也决不提这事。可又怕江青提这事的时候，没别人在场，不又等于空口无凭，查无对证了吗。我忙叫了组里的一名记者负责记录江青的谈话。

　　江青见我就问：“秘书给你打电话了吗？”“打了。”“你们拍得不错，技巧有提高，花了工夫了!”我闷声闷气应了一声。如果这话放在刚拍摄完说，或许我们大家会为她的鼎力支持而肃然起敬的。可现在竟提不起我一点激情，哪怕是一点情绪也好!

　　“这次要新旧对比，下功夫拍好。拍出水平来，我给你们作参谋。”上次的“参考”还没兑现，现在又来个“参谋”，这不是“空头支票”是什么？我耐着性子听江青将秘书转达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琢磨品味，好像这次要在新和旧上做文章，这可是个新课题!

　　我将这个消息告诉摄制组的同志们时，并没有期待会有多少笑容。结果出我意外，大家顿时转忧为喜，兴致高涨，都愿意再使一把力，把《颐和园》起死回生救出来。我真感动，都是好样的!酷日中天。我们为拍蜻蜓附点荷叶在烈日下一蹲就是几个小时，汗如雨下......谁也不叫一声苦。撰稿的记者穿梭在各个图书馆，看资料，查历史，再加上新旧的对比镜头。整整一个月的折腾，新的《颐和园》改拍出来了。片子送走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在祷告：保佑历经坎坷的《颐和园》有个好运!

　　三天，只有三天!厄运又降至了......“谁叫你们拍毛主席的镜头的？”“为什么没有旧颐和园的对比？慈禧呢？怎么也没有她的对比？”要不是江青亲口问我，我亲耳所闻，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片子不让有毛主席的镜头。我除了困惑外似乎还茅塞顿开。

　　我将我的困惑告诉几乎累得连说话的劲都没有的同事们时，有人懵懵懂懂小声地问：“她不要主席的镜头，要慈禧的镜头。是不是因为慈禧是女皇啊？”我吓一跳!如果真那样，那么这个片子永远也不会使江青满意的。我们也永远改不出来了。尽管我们都很伤心，但不能昧着良心去干。只好眼睁睁地望着《颐和园》锁进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开启的橱柜里。不再提它，让它在历史的河床里沉睡。

　　幸好，历史没有沉睡，1977年，销声匿迹了三年的《颐和园》终于搬上了银幕，一展风采。说来也巧，也可笑。《颐和园》公映的时候，我正在家里受审查，笔下的交代里有一段是听从江青的黑指示拍摄江青梦想当女皇的《颐和园》。

    第三节 江青会见伍振超

    一纸数语，生动地刻画了他们四个人的政治性格：江青信口开河，为所欲为；王洪文迎奉势利；张春桥老谋深算；姚文元圆滑。......

      祥见:http://book.sina.com.cn/gongheguohjt/excerpt/eduhissz/2007-10-23/164722268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