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儿童栽培的一棵苹果树

赞成您的呼吁！为了孩子，为了后代有一个花红草绿的制度大地和风和日丽的观念天空——时刻准备着！

哲 学 前 沿 ：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还是“彻底的空想主义者”？ ——我看与西藏问题政治辩论有关的理论前沿探索（2）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句晚年毛泽东本人喜欢说的话，说到底无非意味着一种哲学态度和信仰态度的表白，比如表示自己认识世界彻底“客观”或者“科学”。 如果彻底思考这种说法，就不难发现，人类的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思维和存在不可能彻底同一。无论从个体还是种系生命蕴含的认识能力角度看，意识、思维和认识的主观性是绝对的、不可化约或还原为文化客观性或者历史物质性的。 所以，严格地讲，晚年毛标榜的所谓“彻底的唯物主义”从科学立场角度看起来，无非是一种肤浅的、独断论或者唯我论的空想唯物主义（哲学史脉络源自机械唯物主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道理并不复杂，这篇短文就可以讲清楚。 作为一个成熟的社会行动者意义上的个体灵魂或大脑的运作过程中，必定已经存在着一个与自己所经验和体验中的世界程度不同地复杂性匹配的“恒常性记忆-预期和预测模型”（或者长时程元认知）。 这其中当然包括作为“记忆中的现在”意识场景中“世界”轮廓的“地平线”预设。但是请不要忘记，这一切都只能根据个体经历或可能经历的人生“境遇”中主观性意识经验的积淀（记忆），观念性地建构起来。“这的确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形成了对自己社会环境的系统曲解，因为那种世界图画主要是根据个人的局部、偶然的经验建构起来的。”（p264） 其实，推而广之，不难理解整个人类物种对于发生和置身其中的自然环境即宇宙，难免也有同样的曲解。这也就是说，人类已经达到和可能达到的对外在和内在自然的全部认识，必然要受其感知和认识器官（主要是大脑）的物质有限性的局限。比如人不可能像蝙蝠那样感应自然环境信息。 当然，这里谈到的“物质有限性”不能理解为人的认识器官机械“反映”周围世界意义上的有限性。 我觉得“反映”这个词汇很容易误导人们对人类认识活动性质的理解方向，还是用“显析”这个词好。 “显析”意指对世界之“序”的彰显、显微和澄清等。 据戴维.玻姆的隐缠序整体性宇宙观，大脑运作置身于其中的世界之序可以分为显析和隐缠两大范畴。宇宙就其本源性或者本体性状态而言，是隐缠序流运动无限整体。但就人类所感知所认识的宇宙状态而言，却必然是已经被人类感知和认知器官的信息加工过程生成和转换的种种物质符号化的显析之序。 这种显析之序必然有限，因为无论个体还是物种意义上的生命存在，相对于宇宙演化过程而言总是有限或者至少是有（边）界的。 乔姆斯基指出：“看看哲学史就会发现，每当一些具体问题在一定理解水平上提出来的时候，人类想像就会发生创造性的飞跃，就会产生出对宇宙的某个小领域提供明白的图画的丰富的解释性理论。这些理论常常在后来被发现是错误的，但这也是人类必遵循的道路，而这一点之成为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整个人类都具有这种形成科学的能力，它既限制着我们，但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创造出远远超出任何既得根据之外的解释理论的可能性。认识这一点是重要的。” “在科学史，在科学史的每一个阶段，甚至包括规范科学，在对根据的选择问题上，都存在着高度的理想化甚至歪曲化的现象。” 但是，绝不能自我神化人类形成科学的能力！宇宙演化并非以人类为中心的过程，人类物种仅仅是宇宙演化过程某一特定时空场域出现的生物现象之一。 “我们所能做的，是发现某种关于我们形成科学的能力的局限性。例如我们也许会发现某些类型的问题是超出了我们构造解释性理论的能力之外的。我们甚至可以得到我们的智力能及的那些明白的理论同那些由于人类智慧有限而无法创造出明白理论之间的界限。” 比如我们对个体生命终结之后灵魂或者大脑产生的精神结构解体过程乃至解体之后究竟可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这样的所谓彼岸性质的问题，我看就是“超出了我们构造解释性理论的能力之外的”问题。科学可能无限接近这个领域，但是绝不可能进入——更不要说穷尽它了！ 而人类高级意识就其本性而言有限无界，其概念化和符号化的结构完整性逻辑使然（可以看成所谓心理平衡需要使然），内在地趋向超越既成结构化状态而趋于终极（永恒）。 形成科学的能力既然不能满足人类高级意识的这种自我超越结构性需求，那么人类别的精神能力，比如艺术（审美意识）和宗教意识之维的概念化和符号化能力，就会“应运而生”，取而代之适应和完成这种自我超越性。 我看这就是元宗教意识及其概念和符号产物必然与人类物种文明演化过程共始终的理论根据。 认为科学终将会取代或者统驭一切高级意识概念化、符号化形式的理念，本身就是违背人类理性有限性本质的非理性“妄念”（佛学的说法）。 由此而歧视、排斥、压制乃至毁灭绵延几千年或者新兴的宗教文明形态的文化和政治理念当然是一种反人类性的“妄念”！ 任何文明的原始艺术都有类似的巫术观念，后来进化到原始宗教。比如作为西藏民族远古信仰的原始苯教距今已有五千年历史，据昌都地区考古发现的距今已经4700多年的卡若文化遗址推断，藏民族至少也已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其中除了松赞干布以来的千余年藏传佛教诸派（宁玛派产生于公元11世纪中叶，噶蓝派建俄巴隆寺于公元1056年，萨迦派建寺于1093年，香巴噶举……等等教派兴起并流传，自然而然对建构西藏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性）产生了深层影响）。 有藏族学者认为，既有苯教文化又有佛教文化的藏族新文化各教派形成历时三百多年，十四世纪末叶形成的别格鲁派是最后一个教派，佛学大师宗喀巴自成体系，再至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建立，这种新型藏族文化才基本定型为现在这种状态。 藏族文化是否可能终结于未来被这样那样的外来强势文化同化呢？我看就其内在演化逻辑来说是不可能的，就其外在文化环境而言也不可能！ 因为任何强制文化同质化的文化和政治强权主义或者文化和政治帝国主义，都是逆人类文明进化潮流而动的！ 那么，大陆乃至两岸三地，甚至中华文明圈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演进中的西藏民族文化及其宗教信仰，在政治上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旧的或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最多认为：即使宗教信徒加入了“革命队伍”，政治上也仅仅是同盟军，由于其信仰和思想的政治“异己性”，以及他们与作为国际力量的教会的文化联系，他们是不可靠的同盟军。 同他们的联合充其量只能局限在策略层次的政治实践上，而决不能引申为战略或者信仰和世界观层次的结盟。因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哲学立场或者世界观终极视角的矛盾和对立不可调和，比如无神论与有神论信仰不可调和。 　　──新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与旧的不同，这种看法认为：文化上和政治上认同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立场及其纲领的宗教信仰者，同样属于民主左翼先蜂队的行列。 人们应该重新认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在看到传统建制宗教异化为社会统治力量的可能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变革中的传统宗教同时还有演化和建构成“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亦即有利于人类自我解放的文化和政治力量的可能性。 在被压迫者的文化和政治的自我解放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的宗教信仰者——尤其是其中忠实于社会平等伦理价值——“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样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政治核心价值立场的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政治哲学信仰和理论上都是一致的。 这个问题先提出来，有机会再深入探讨和论证。 2009年2月19日星期四12:27:51

肯定是没病。

人家原本就是生意人嘛！

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李维汉、胡乔木关于西藏问题的部分言论（附录邓力群有关言论） 周恩来： “消灭民族，消灭宗教，就是消灭人民了，就成了消灭自己了，帝国主义才是这样干的。” （1962年7月24日《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 资料：1956年11月29日周恩来先后同达赖和班禅长谈4小时 1956年11月29日，在抵达印度访问的第一天，周恩来在完成了3场外事活动后，先后同达赖和班禅长谈4小时，这是两人之间的第一次谈话。贺龙副总理和驻印度大使潘自力陪同。 这次谈话中，达赖提出汉藏干部关系、他同班禅方面的关系、西藏地区的改革和留居国外的藏人等问题。并透露“藏独”势力对他的游说，让他感觉到混乱和紧张。 周恩来承认:“西藏的土改问题没搞好，引起了昌都地区的一些混乱，那里的改革是事先准备不好，搞起来后发生了叛乱。”周恩来许诺:“西藏包括昌都及前后藏3个地区的一切改革，都要得到你们的同意。” 11月30日晚，周恩来总理出席使馆酒会后，又特意在使馆宴请了达赖及其母亲、姐姐、两个哥哥和经师等人，向他们解释中央的方针政策，打消他们的顾虑。 资料：热地副委员长回忆文革中周总理一次插话 １９６８年７月，为了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中央把西藏的领导同志和一部分群众组织的代表请到北京，在空军学院办培训班。我当时是那曲一个群众组织的代表，也随其他同志一起来到北京学习。在人民大会堂一次周总理亲自主持的学习汇报会上，我发言讲了两个观点：一是说我们大家都是革命群众，不应该势不两立，没有理由不团结、不联合；二是说过去我们也曾向对方施加压力，这是不对的，今后应当加强团结。我的话音刚落，周总理插话说：“热地同志的发言很好，他说的对呀，风格很高嘛！”我从周总理的夸奖中深深地体会到，顾大局，讲团结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必须在我们这一代人中继续发扬光大。三十年来，无论遇到多大的坎坷和挫折，无论碰到多么不顺心的事情，我都把周总理的教导当成座右铭，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不计个人得失。 资料：周恩来总理与班禅复出 一九七一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也考虑到了让班禅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九七四年三月，重病中的周恩来又一次找来阿沛•阿旺晋美，商议让班禅出来工作的事。但是，由于不久“四人帮”搞意在批判周恩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周恩来让班禅出来工作的意愿未能实现。 一九七九年七月，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被增选为政协副主席；一九八○年九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班禅被补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大师的复出，了却了周恩来总理的遗愿。 邓小平： “在西藏不要多出章程，多出点子。……要根据习惯、条件逐步来。” “现在要防‘左’防急，要稳，不仅是社会政策，包括民主改革、经济政策、上层改造。现在不考虑社会主义改造。所有干部必须贯彻这个方针。” （1961年1月5日《在西藏政策要防“左”防急，要稳》） 达赖有个叶落归根的问题，但现在他还不想回来。我们争取他，但不能接受他的条件。叛乱的性质不能改，不能否认叛乱，当然我们不咎既往，他现在不回来，我们争取的工作还要做。要争取，但也不要急。……他的一些人回来捣乱，也不要紧，翻不了天。 （1980年8月26日《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 邓小平对班禅说：“在西藏，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他总结历史的教训，感叹地说：“全国1957年反右（ 藏区的反右斗争是从1958年开始的——笔者）犯了错误，以后还有错误，到‘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浩劫。西藏人民平叛改革后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日子比较好过，‘文化大革命’和以后几年，政策错了，人民吃了苦。”邓小平告诉班禅，党中央已下决心解决西藏的问题，“真正去做，也并不很难。” 邓小平又说，西藏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还要努力发展文化，培养干部，要民族干部知识化。为此，中央民族学院和各民族学院都要加强。” （互联网文化频道2007-09-18 21:07:39 >> 人物 >>邓小平赞班禅：你是个最好的爱国者) 李维汉： “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各项基本原则是正确地反映了西藏民族解放和发展繁荣的客观规律的。” “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必须也只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即信教和不信教都有自由。决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当然，也不能强制人们信教。在十年浩劫中，禁止正常的宗教活动，关闭、拆毁寺庙，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只能造成严重恶果。” “总之，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宗教不干涉行政、司法和教育，这是我们一贯的政策。我们应当全面坚持和贯彻这个政策。” （1981年5月23日《西藏民族解放的道路》） 胡耀邦： 1980年5月29日耀邦同志在拉萨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的“六件大事”。这六件大事就是： （一）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二）大大减轻群众负担，坚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三）在所有经济政策方面，都要放宽，实行特殊灵活的政策；（四）把国家支援的经费，用到发展农牧业和促进发展藏族人民迫切需要的用品上；（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大力发展藏族的科学文化事业；（六）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两三年内，要使西藏的国家脱产干部中藏族干部占到三分之二以上。耀邦同志说，办好这六件事，认真实行这六条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两年到三年内，扭转西藏人民贫困的局面，两三年、五六年要超过三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十年就要大幅度地富裕起来。 1980年5月21日上午，耀邦同志说，关于西藏的工作，中央已经发了一个“三十一号文件”。我们这次去也就是要实际看一看，同那里的同志研究一下，这个文件有没有不够完满的地方，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补充。发文件和考察，都是为了发展西藏的经济，使西藏人民的生活尽快得到改善。耀邦同志说，西藏人民是勤劳的、勇敢的、智慧的人民，但是他们现在还很穷，生活还很困难。我们党中央的政策，就是要治一个“穷”字，建设一个富裕的、文明的、团结的新西藏。 耀邦同志对记者们说，要治“穷”，首先是两条：第一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第二就是要团结，加强民族团结。团结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没有团结还能有什么发展！他特别指出，我们所说的民族团结，在西藏，与在别的民族地区不同，与内蒙、新疆以及青海等省区不同。西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地区，基本上是藏族。所以，团结问题在这里主要是我们进藏的汉族同志（包括军队和家属）同广大藏族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的某些汉族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 关于对待少数民族文化的问题，他还特别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的汉族干部如果不尊重人家，甚至想用汉族文化去取代人家的文化，肯定是要碰大钉子的。首先应当尊重人家的东西，再同人家一道，精心加以分析，区分哪些是优良的，哪些是落后的，然后再经过人家自己，发扬优良的东西，抛弃落后的东西。这才是对待民族文化问题上的正确方针。”耀邦同志批评道，对待民族文化这个问题，在我们文艺界的某些同志并没有完全解决好。他说：“我们进藏的汉族干部，究竟有没有这种观念？我看不单单在西藏，同样在其他许多民族地区，尊重民族文化的观念很可能是非常淡漠的。” 耀邦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担任党的总书记后经常讲党的“民主集中制”这个话题，其原因，一句话概括，就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教训太多了。这个制度是真实行，还是假实行，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和成败。在我们党的高层领导人中，耀邦同志应该说是一位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他说：“会议怎么个开法，刚才启立同志讲了，先听你们汇报。汇报的时候，别的同志可以插话，也可以提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不是坏事。要把一件事情搞好，就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党内对于某个问题的认识，某项政策的制订，某些经验的总结，有不同意见是经常的，也是正常的。只有经过反复讨论和比较，才能求得统一，归于正确。五十年代，苏联人喜欢讲一句话，说中苏之间‘没有丝毫的意见分歧’，‘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假话。” 耀邦同志“以苏为戒”的话，主要是警策自己。他说：“一点意见都没有？一丝一毫都没有？不可能的嘛！有不同意见，经过比较分析的研究和讨论，摆事实，讲道理，取得一致，这才是符合思想认识的发展规律的。我们所以需要民主集中制，就是这个缘故。应该允许不同意见，讲错了也不要紧，不记帐。不能因为人家讲了点不同意见，就问人家为什么前几天不讲呀？去年不讲呀，这次才讲呀？人家原来不敢讲，或者不好意思讲嘛！今天讲出来就好嘛！” 耀邦同志说：“座谈会最后，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要通过一个《纪要》。这个‘纪要’经中央书记处讨论研究，作为中央文件，你们带回去，今后西藏工作就按这个文件精神办。”耀邦同志的这些话，我以为是对党的“民主集中制”最好的诠释。 （ 陈维仁:胡耀邦与西藏 2006年4月9日21:46:32 --多维新闻） 胡乔木： “去年九月，我院世纪宗教研究所的一个考察小组曾去西藏自治区走访了一些地区和寺庙，了解到西藏有不少珍贵的历史文物和宗教典籍、资料保存得比较好，但也有不少没有保存好，有的还在毁坏中。许多学有专长的上层知识分子，包括有学位的喇嘛还活着，但一般都在从事体力劳动，没有得到合理使用。该所所长任继愈同志最近给我写信，提出目前国外研究西藏宗教、文化、历史的风气很盛，遍及欧、美、日本，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西藏学，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工作落后太多，需要加强。” （1979年3月10日《给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和杨静仁同志的信》） 附录之一： 邓力群：1980年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原载：华岳论坛、中国文革研究网） (1)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2)"纪要”与"电报”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 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 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个离不开”。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3)胡耀邦的两个问题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 ————————————— 一九八四年春天召开西藏问题座谈会。耀邦同志认为，西藏的工作，主要问题还是“左”，提出纠“左”也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就这个地区提出这样的意见，是切合实际的，不能认为是错误的。可是《人民日报》抓位这个观点，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肃清“左”的流毒和纠正软弱涣散状态》，说“不纠正‘左’的影响，不批判‘左’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软弱涣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软弱涣散，也应该纠正”。作为陪衬，文章也说到反右。但是谁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纠“左”。这就不只是作为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作为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不认为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授意写的。但是发表以后，耀邦同志不会没有看。看了以后不表示态度，至少是默认了这种改变中央集体决定的宣传。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耀邦同志在《如何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讲话中说到“左”，说“可不要低估这个看不见的‘幽灵”’，尤其突出地讲政工部门、宣传部门、政法部门要注意这个问题。这当然是有所指的。讲话中还说到破和立，在两条战线斗争中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说没有一句讲要破右。他这种关于破和立的观点，一直延续到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前几个稿子中；后来不少同志反对，才删掉。 原载：华岳论坛、中国文革研究网 附录之二：黎阳： 拉 萨 暴 乱：“非毛化”的恶果 2008．3．15． 拉对萨3．14暴乱令我想起不久前跟一个比较熟悉西 藏新疆情况的记者的谈话。 我问：“怎么西 藏现在动不动就闹事？以前没这么多事呀！‘文化大革命’时也没听说过闹骚乱暴动，现在是怎么啦？” 对方顿时一脸忿忿：“还不是胡耀邦干的好事！他跑到西藏到处乱‘平反’，乱‘统战’，把过去的头人、贵族、喇嘛全当‘统战对象’扶起来了。本来不少藏族老百姓已经不信头人信共产党，不信喇嘛信毛泽东，这下全乱了。喇嘛、头人、贵族顿时神气得不行，跟老百姓说：汉人的东西汉人自己都不信了，你们还跟着瞎起哄干什么？到头来还得听我们的。这一下就把农奴出身的藏族干部的威信全弄没了——藏族老百姓很实诚，毛泽东时代搞了民主改革，他们对毛泽东很相信，管毛泽东叫大活佛。现在突然告诉他们毛泽东不能信了，他们就无法理解了，说毛泽东这位大活佛不在了，只能重新相信我们藏族的活佛了，结果重新回过头去信喇嘛教。达赖喇嘛说什么信什么，只要他发话闹事，那还有个不乱的？而且还不止西藏呢！胡耀邦到新疆也这么折腾，一说引进外资，不管谁给钱都要，人家要投资建清真寺、盖宗教学校也乱欢迎，结果让东突’、‘疆独’乘机培养了一大批信徒。本来新疆西藏局面还挺稳的，打从这位‘胡大人’跑来这么一通‘胡说’、‘胡闹’、‘胡做非为’之后就乱个没完了。” 这番话令我茅塞顿开：原来少数民族不会象“精英”那样“与时俱进”地换信仰。本来人家已经信了毛泽东，你搞“非毛化”，不叫人家信了。结果是授人以柄，让别有用心的人乘虚而入，唆使老百姓从此什么都不信，更不信“三个代表”、“特色理论”，只信喇嘛教。毛泽东时代西藏闹矛盾则是藏族头人、贵族与翻身农奴之间的阶级矛盾。一旦“非毛化”，矛盾就被歪曲成了“藏人与汉人”的民族矛盾——当阶级矛盾转变成民族矛盾后，那还有理可讲吗？——车臣、科索沃就是先例。 如今西藏闹骚乱，是背后有人指使。而他们之所以能指使得动，是因为有人信他们。之所以有人信他们，是因为“非毛化”破坏了藏族老百姓对共产党的信任。达赖及西方势力的煽动之所以有市场，关键还在内部——“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西藏骚乱，归根结底是“非毛化”的恶果。坚持“非毛化”，甭想有“和谐” 。 （年大六2009年2月21日星期六1:48:15辑录于北京；未完，待续）

学术前沿：《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最近问世意义重大 党史研究必须 “言必有据”，而不能为任何人出于任何特殊利益需要随意拼凑和演绎“历史”，从而为制造各取所需的政治权威话语服务。因此，发掘和研究第一手史料的学术基础意义毋庸置疑。毁弃和伪造重大史料意味着犯罪。 六经皆史是古话，历史和逻辑相一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方法论核心原则。毕竟，离开历史事实就不存在经验性真理，而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有一个经验适应度问题（不是仅仅有这一维度，但理论自身的文化逻辑合理性最终还要经过社会行动（实践）互动主体间性检验，否则就变成了唯心论、独断论或者非主体机械唯物论）。 2008年2月，人们期盼已久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终于问世了。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联合编辑的这三册文献集中，尽管只有1949-1950年一年半的文件——这说明《周文稿》在数量上将大大超过《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但是却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许多足以把原来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2009年2月21日星期六22:08:16